未来人类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？人工智能AI需要大量的电力，而原本可以遥遥领先的美国，虽然有远见，但是只能付诸于东流水，只能暂时惜败。

锋哥今天要给大家翻翻历史书，看看美国在能源建设上的那段往事。

1973年10月，石油输出国组织（OPEC）宣布石油禁运，油价在数月内飙升四倍，全美加油站排起长队。在这场能源危机的风暴眼中，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1月向国会提交了“能源自给”计划，发出震撼宣言：“建设1000座新核电站是国家的当务之急！”这一宏图不仅预示美国将从石油依赖中解脱，更将开启核能主导的零碳能源新时代。

石油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命脉。尼克松政府敏锐意识到，国家能源安全不能建立在脆弱化石燃料体系上。核能——这种在1954年《原子能法案》修正后才获准商业应用的能源——被视为突围的关键。白宫内部评估报告指出，核电成本仅为燃油发电的1/4，且不受地缘政治波动影响。

尼克松的视野远超当时主流。在1971年国情咨文中，他宣称核能将成“未来数十年主要能源”，要求加速建设标准化轻水反应堆。能源专家团队甚至秘密探讨更先进的熔盐反应堆技术——它使用液态燃料，在常压下运行，几乎无堆芯熔毁风险，产生的长半衰期核废料也更少。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曾于1960年代成功运行实验堆5年，技术上已初具雏形。

为加速核能扩张，尼克松推动政策松绑。1973年，原子能委员会（AEC）简化反应堆审批流程；联邦补贴法案进入起草阶段；核工业巨头西屋和通用电气股价应声上涨。一幅由核电站编织的能源独立图景正在展开。

历史充满戏剧性转折。尼克松在核能史上的真正遗产，并非那千座未建的反应堆，而是两座影响深远的管理机构：环境保护局（EPA）与核管理委员会（NRC）。

1970年4月首个“地球日”后，环保运动席卷全美。面对民众对污染的空前关注，尼克松展现出实用主义政治智慧。他签署《国家环境政策法》，并于1970年12月通过行政命令创建环保局（EPA），赋予其独立执法权。随后四年间，《清洁空气法案》《安全饮用水法案》《濒危物种法案》相继出台，构成全球最严苛的环保监管框架。

在核能领域，1974年《能源重组法案》将原子能委员会（AEC）拆解：核推进职能划归能源研究与发展局（ERDA），而监管职能移交新成立的核管理委员会（NRC）。这一分权设计本意为解决AEC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”的冲突，却意外催生了繁复的许可程序。

• 审批马拉松：新建核电站许可证申请文件从1970年代初的1000页暴增至1970年代末的10万页，审查周期延至10年以上
• 标准波动：NRC在压力下频繁修订安全规范，已建项目被迫返工，成本失控
• 司法阻击：环保组织依据《国家环境政策法》提起数百起诉讼，佛蒙特扬基核电站案成为拖延战术范本

监管逻辑悄然质变。EPA科学家威廉·罗威尔森在内部备忘录中直言：“辐射标准应逼近自然本底水平”——这一理想化要求使核废料处置成本几何级增长。

监管收紧直接扼杀了最具前景的先进核技术。1973年，橡树岭实验室主任阿尔文·魏恩贝格因坚持熔盐堆研究被尼克松政府解职，项目戛然而止。具有历史反讽意味的是，2015年美国能源部转而与中国合作建设熔盐堆，承认“美国国内政治意愿不足且缺乏资金”。

更深刻的矛盾体现在核政策双重标准上。当国内收紧管控时，尼克松政府却在全球核棋盘上落子如飞：

• 中东纵容：1969年基辛格备忘录明确“以色列拥核不符合美国利益”，但尼克松面对梅厄夫人时妥协：只要不公开核试验，美国便不核查。此举使以色列成为非签约核国家。
• 技术输出：1974年石油危机后，美国核能委员会主席迪克西·李·雷亲赴德黑兰，助伊朗国王启动20座反应堆计划。MIT更培养50名伊朗核工程师，其中曼苏尔·哈吉·阿齐姆后来成为伊朗核计划核心人物。
• 印度绥靖：1974年印度核爆后，白宫为“避免将其推向苏联”，仅作象征性谴责，转而推动核供应国集团（NSG）多边机制。

尼克松的能源政策陷入一个难以自洽的悖论：安全监管的必要性与创新自由的重要性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。这种矛盾在施莱辛格身上得到集中体现——这位先后执掌AEC、国防部、能源部的技术官僚，1974年提出“施莱辛格主义”核战略，主张发展“有限核打击选项”以增强威慑可信度。这种灵活思维本可用于民用核能，却被淹没在官僚体系与公众恐慌中。

核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揭示政策后果：1974年后美国未再批准新反应堆订单，1980年仅完成原计划的1/3，平均建造成本从1970年的1.7亿美元飙升至1989年的70亿。当2015年美国协助中国建设熔盐堆时，上海物理研究所已获4亿美元拨款，而橡树岭仅能提供“咨询”。

回望尼克松的千座核电站宣言，其未竟之路警示后人：能源革命需要技术创新、监管智慧与公众信任的同步演进。在气候变化迫近的今天，如何破解这一历史性悖论，将决定人类能否抓住核聚变、小型堆等新技术带来的曙光。安全与发展的天平，仍需寻找新的支点。